在大学里，男生宿舍的卧谈会常会以某个漂亮姑娘作为结束，然后用整晚的时间去回味和意淫。我们并不觉得这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是把这当作青春的张扬和无伤大雅的放肆。美女不能仅存在于男生们的观念意识里，也应当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载体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所在的长清大学城便是最好的“名胜风景”，这里坐落着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等高校，故男女比例达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这给了我很多看美女的机会，并且看了整整三年。
基于此，我给大学城下了一个定义：有大量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聚居点。这无疑暴露了我的低级趣味，并招来了上铺兄弟郭明的批判。
郭明是典型山东农家汉子，在土里出生、吃饭、长大，若没有高考，大概还会在土里结婚、生子、老去，最后葬在土里。他认为任何不靠种地就能养活人的地方就是城市。按他的标准，长清大学城真是个大城市，因为这里近三十五万名大学生是靠父母给的生活费过活的。
我嘲笑郭明是个土包子，总摆脱不了“土地思维”，例如他总会惊叹于肯德基打工一月的收入就超过了一亩玉米地的年收入。秉持着这种思维，郭明从上大一开始就整天吼着以后打死不靠种地活着。我常安慰他，都考到这个学校了，以后回你们县城混个老师当当，温饱不愁的。郭明对此嗤之以鼻，骂我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我知道，郭明还有地里刨食的父母要养，仅是当个小县城老师怕是不够的。
一上大学就打满鸡血的郭明自然是看不惯我这种“寻花问柳”、“风花雪月”的浪荡样子，总习惯批判我几番。也许就是在唇枪舌剑的互损中，我和郭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种地娃”和“公子哥”的羁绊。
通俗意义上，大学城是指因为高等教育而形成的居民城镇点。我习惯把校园范围内称之为内城，这里以教学、科研为主，零散分布着些超市、发廊、菜鸟驿站等商业点。学校之外的方圆十公里之内就是外城了，那里分布的大部分设施都是服务于大学生的，比如汉庭连锁酒店、七天快捷酒店、如家快捷酒店、格林豪泰连锁酒店、KTV、电影院、牙科医院、妇科医院、各色饭馆等。
大学四年，我主要游荡于外城，郭明则多待在内城。但我与他，还是在这大学城内一同经历或是做过许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2020年8月中旬，我打了个电话给郭明，告诉他学校22号开学。彼时他正牵着牛，在信号不是很好的山里游荡。我嘱咐他买些口罩、消毒水之类的东西，并把微信绿码搞定。
郭明不咸不淡地回我：
“卒子啊，我们村里不用这些东西，除了俩上大学回来的，没外来人口。你说我也牵着牛，咋碰不到七仙女啊，我在家这大半年就没看见过几个女的，还是大学城好啊，待我收拾妥当，杀进城里，你且给我接风洗尘。”说罢，郭明那边传来了空旷悠久的回声和老黄牛的应和。
“别提了，我在家宅了大半年，最远的活动距离不过是下楼倒个垃圾，最近两个月才能出去耍耍，也没看见过几个姑娘。放假的时候给了你一个硬盘，咋？还不够看？”我对着电话那边大笑。
接着是一阵忙音，这货把电话挂了。
我也奇怪，郭明在宿舍里是闷骚的那种，理论知识一套套的，口头上也很花花，和大伙也能聊到一块。不过到了“实践”的时候，这货往往是最怂的，他解释说是为了保持身心纯洁，不与我们这等腌臜之物同流合污。
郭明说这话还真不是故作高风亮节，我想起了2019年发生的一件事。
C区教学楼是郭明最常去的地方，这里承担了学校最繁重的教学任务。从早到晚，人山人海，书声琅琅。一向热血奋斗的郭明恨不得住在教学楼，枕书而眠。徜徉在知识海洋里的他，觉得教学楼是整个大学城最神圣的地方，是他最尊敬的地方。我对此不以为然，紫薇路上的KTV、瓦特路上的洗脚房，哪个不比教学楼舒服得多、快乐得多？
生活总是给人些不经意的惊喜，不过这种惊喜成了郭明的惊吓。
读书到月上中天的时候，郭明照例爬到C区教学楼顶楼的天台，打算吹吹风。刚踏上最后一阶楼梯，他就听到一声压抑的呻吟，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两具裸着下半身的躯体，一男一女在进行着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双人运动。
郭明以近乎屁滚尿流的姿态逃离了那个尴尬的修罗场。
当天晚上，我试图和郭明交流下他看到的细节，以满足我不知所谓的恶趣味。郭明啐了我一口，上来打了我一拳，我没躲开。半夜的时候，郭明提了两瓶酒，拉着我出去，喝到半醉的时候，郭明终于开腔了：
“卒子啊，咱们好歹是读书人啊，怎么能在教学楼做这些苟且之事？我想不明白，那两个人是把礼义廉耻丢到垃圾桶了吗？”说着，郭明还挥舞着拳头，激动之下，喷了我一脸唾沫星子。
我没在意，摸了一把脸：“明啊，这事也就是一小概率事件，正好让你碰上，你那么大反应干啥？人家爱怎么搞怎么搞，这就积极寻求性解放、寻求自由，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打抱不平的。”
“食色，性也。这是正常的事情，我懂。但是他们也不能在教学楼做这种事情吧，教学楼是学习的地方啊，斯文在斯，岂能肆意妄为啊。”郭明还是愤愤不平。
“明啊，你这就不懂了，这叫寻求刺激，你还是土包子，见得少，见多了也就习惯了。”我只能这么安慰郭明。
这世界就是存在一些不合理、不道德、不公平的事件和现象，但还有更不公平、更不道德、更不公平的，所以相比之下，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糟糕了。
郭明辩不过我，自顾自喝起闷酒。
从那以后，郭明除了上课便很少去教学楼了，他投入了图书馆的怀抱。用他的话说，教学楼成为一个“伤心之地”，他不愿意触景生怒。
自这件事之后，郭明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我和他实在太过熟悉，朝夕相处间便很难察觉了。
2020年8月22号，开学。
接风洗尘的地点选在了学校食堂，人均15块钱的消费水平，不算贵，但这儿的大部分人得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生活费砸进这里，恩格尔系数高得可怕。
郭明对此表示不满，奇怪我这个公子哥竟然吝啬起来了。
我也没办法，尽管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长清大学城还是采取了一刀切的管理措施，禁止学生出校，自然就没办法出去潇洒了。我可以理解管理层的决策，毕竟大学城人员密度极大、人员往来频繁，小心一些总归是没有错的。但是老师可以自由进出、家属可以自由进出、猫猫狗狗可以自由进出，这就不公平了。除此之外，体温检测、口罩佩戴等防疫措施越发敷衍和应付。这样外紧内松的态度，大搞面子工程的做法，区别对待的傲慢，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郭明不想放过狠宰我一顿的机会，主动请我在食堂吃了顿二十块钱的晚饭，并约定让我下次请回来，只不过地点由他决定。我觉得学校是不会解封的，领导们不可能给郭明宰我一顿的机会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感激起来。
封校的日子并不好过。内城的风景是有限的，时间久了总会厌烦。封锁之下，内外城联系切断，内城的超市、理发店间接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借机涨了一波价格。外城的外卖因为防疫，不能配送到宿舍楼下，学生只能步行几公里到校门口交接，这极大地影响了外卖商家的销量，也苦了那些饕餮食客。封锁之下，衣食住行只能勉强对付了。
我以为后疫情时代的封城生活就会这样继续下去，但郭明打破了这乏味枯燥的生活。
8月24号晚，开学且封校的第三天晚上，郭明找到了出校的小路，路线很复杂，需要横穿学校后山。我惊讶于郭明的效率和执行力，问他是怎么做到的，郭明如是说道：
“卒子啊，只要认准一个方向，走就是了，总会有路的。”郭明略有些矜持地说着。
“牛逼啊，兄弟！”我及时用最通俗简单的语言送上了我的马屁，以烘托出郭明的高大庄严。显然，他很受用。
不过说实在的，郭明从小在山野之间玩惯了，学校后山还真难不住他。
出校的路确实不好走，哪怕郭明已经走过一次了，仍差点走错。所幸一番摸索，花了大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挣脱内城的束缚，奔向了心心念念的花花世界。
出校的山路|作者供图
外城的情况不错，还是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样子，全然看不出疫情肆虐过。
我和郭明挑了个好点的馆子，点了一桌子肉。郭明为了留着肚子吃肉，连酒都没喝，留我独自小酌。
饭桌上挺安静的，直到吃个六分饱，我们俩才休息下嘴巴，开始聊天。郭明说他老爹待在家大半年，疫情笼罩之下，根本没法出去打工，只靠种地的微薄收入勉强维生，这次他进城读书只带了3000块钱，这学期没那么好过。我说我老妈是教师，疫情期间平白多了几个月的假期，没怎么教课也有财政工资，过得也算可以，我生活费不愁。
我和郭明经常进行这样的对话，各自介绍见闻和经历，但彼此之间也谈不上羡慕、嫉妒或者不屑、鄙视。这仅是两个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好奇，仅是窥探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人生。也许正因为这种不带感情的旁观和参与，才造就了我和郭明的兄弟情谊。
我给郭明倒了杯酒，碰了时隔八个月的第一杯。啤酒白沫飞扬，玻璃碰壁脆响，一声兄弟干杯，万千言语饮尽，遂无言。
郭明埋着头啃肉，我喝着酒消解肥肉带来的油腻感，并等着郭明开口。
“卒子啊，我想请你帮个忙啊。”郭明咽下嘴里肉，有些含糊不清地开口了。
“没问题，多少你说个数，三千不够就五千，不着急还，等你毕业工作了再说，我不差这点钱。”我还没等他说完，抢着回答了。
“不是这事，我不找你借钱，咱兄弟，谈钱伤感情，我就想你帮忙发个朋友圈。”郭明摆着手拒绝了。
“啥？朋友圈？你要征婚？”我有些错愕。
“没钱结锤子婚，你认识人多，人脉广。我就想你发个广告，就说我能带人出校，而且避开摄像头，保证不被抓，就是得收点辛苦费。”郭明有点不好意思地表明了意图。
“行，这不是难事，不过你搞这个赚不了多少钱啊，带几回人出校，你这路线就人尽皆知了，你还赚啥子钱？万一被学校逮了，你也不好过。”我回答道。
“卒子啊，这事得试试，多少能赚点，赚多赚少的，不比种地轻松多了、简单多了。”
郭明又搬出了他那套“土地思维”，我虽然不反对郭明赚钱的计划，但也不看好这事的前景。但架不住郭明开了金口，还是尽心尽力地帮他办了。趁着还没吃完饭的工夫，不仅自己发了带人出校的朋友圈，还找了几个能来事、会窜弄的老油子帮忙转发。宣传上肯定是到位了。
当然了，联系方式留的是郭明的。万一东窗事发，我也就担个传播的罪名。不过郭明这小子是有点变化啊，脑子灵活了不少。
8月25号早，我被摇醒，郭明拿着明晃晃的手机屏直接怼到我脸上，我花了半天时间才看清屏幕上是啥。原来是郭明的微信，已经被好友申请加爆了，满屏的新好友提示。
“卒子，这回咱发财了，这问的人太多了，这事有搞头。别睡了，起来给我帮忙。”
没辙，谁让这是兄弟，顶着宿醉疲惫的身体，挣扎着下了床，打开电脑微信。
“郭明啊，我用电脑回消息，你用手机回消息，你打算怎么整？”我边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边问郭明。
“你照着我的话术回复就行，然后做一份时间表，统计好人数，中午十二点开始，每一小时带一趟人。”郭明语速飞快。
“价格呢？”
“让出校的人自己报价格，咱不讲价，多少钱都带。”郭明说。
“你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哪有买方出价的？你这不是搞笑？”我有点好奇。
“卒子啊，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不好定价，要多了怕他们举报，要少了咱就少赚了，所以由买方定价最好，咱这个是零成本买卖，管控风险是第一位，利润是第二位。”郭明说着冲我比了个中指，又说道：“你好歹读了那么多年书，这点事儿还想不清楚？”
“行，你牛逼。”我服气。
花了大半个小时统计完了出校名单，谈妥了十一个人。其中有五对情侣，还剩一个姑娘。付出的酬劳也从三十元到五十元不等，总共加起来小三百块钱。
为了不让出校的同学彼此碰面，暴露收费不同的事实，郭明和我错开时间，从不同地点出发，分别把他们带出校区去。花了三个小时，往返了三次才把那五对情侣带出去。
出校的山路|作者供图
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和郭明见到了最后那位要出校的姑娘。姑娘不高，南方人的骨架，小小的一只。言行举止间带着水乡的温润与细腻，给人春风拂面的舒适感。她穿着白色短袖上衣，配上过膝长度的碎花长摆裙，穿的是凉鞋。她没告诉我们名字，让我们叫她红药就行。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郭明用一种疑惑的语气，对着红药念了一句诗。
红药姑娘浅浅一笑，对着郭明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我就收到了郭明的暗号，接着以疲惫不堪为由，推辞不能送人出校了。自然而然地，只能由郭明送红药出去了。
呵，兄弟之情如此淡薄，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下午五点的时候，我在宿舍等到了郭明。这小子面带红润，看来是春心萌动了。我好心提醒他：“郭明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嘛，农历七夕节啊，这时候非得出去的都不是孤家寡人，你可别去自讨苦吃啊，而且这姑娘确实漂亮，没男朋友的概率不高啊！”
“滚，我可不跟你似的，四处发情。红药出去是见她男朋友的，这不赶上疫情不开学，这大半年不见了，这次红药才想尽办法出去的。”郭明回答道，语气里竟没一点失望、沮丧的感觉。
调侃完郭明，我们算了算总账，今天忙了五个小时，微信步数破了两万，一共赚了320元。目前还能收到不少出校的订单，但过了七夕这个关口，出校人数必然减少。我们也不能大肆宣传，不然传播太广容易惹来学校介入。不过开了这个口子，这条出校路线早晚传遍学校，留给我们赚钱的窗口期不长了。忧虑之中，我的思绪飘向了外城，想起这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夜晚，不禁一阵无味，狠狠啐了一口。
郭明一点也不焦虑，盯着支付宝的收款记录傻乐。
晚上，又是一个月上中天的时候。郭明把熟睡中的我摇醒，嘱咐我给他留着宿舍门，他要出去一趟，接红药回学校。红药说她和男朋友吵架了，想回学校住，但是怕黑且不认识路，无奈之下给郭明发了微信，让郭明带她回去。
我骂郭明是舔狗，太善良，便没再搭理他。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和郭明一共送出去了20人次，总共赚了640元。老走山路，我瘦了不少，减去了肚子上的几斤肥肉。郭明跟没事人似的，这点运动量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我们俩经常自比为骡马，成为了连接内城与外城的交通工具，承担了人员输送的重大任务，为促进区域间经济文化与人员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力缓解了后疫情时代学校封锁下的学生心理与生理压力。同时兼职喜鹊，架起了情侣们相会的桥梁。如此说来，我和郭明干的事情真是功莫大焉。
赚到了钱，郭明自然是开心的，但这并没有掩盖另一件事情带给他的烦恼。那个叫红药的姑娘，三番四次在半夜叫郭明带她回校。郭明想不明白缘由，也没有去问，就一次次发善心带她回来，而且没有收钱。
我问郭明图什么。
郭明也说不上来。
我们就没再讨论这个事情了。
其实，我有一些猜测。这个叫红药的女生可能正在干着一门古老的活计——妓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性工作者。她应该是不包夜的，所以下课后出去，忙完之后，临近深夜的时候再返回学校。不跟顾客过夜，一方面是为了安全，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更好地隐藏自己的职业。否则频繁的夜不归宿，极其容易引起女生间的八卦，招来一些风言风语。对很多性工作者来说，最危险的事情不是疾病或者暴力，而是被熟人知晓引起的社会性死亡。虽然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但大学城里还是讲一些礼义廉耻的。
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让郭明从红药的朋友圈里找了几张她的自拍照，拿去问了几个“中介”，确定了她是干这行的。
“中介”就是老鸨，拉皮条的。他们手里一般攥着几个姑娘，负责推广、销售、保护姑娘，收入从嫖资里抽成。我认识几个干这活计的，大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一样，不大在内城晃悠，经常出没在外城。他们和几个宾馆老板很熟悉，各方面消息也灵通，可以说是地头蛇之类的人物。
疫情之下，学校封闭式管理，严重冲击了整个行业的运行。在长清这个地面上，内城是性工作者的主要来源地，外城是嫖客的集中地、也是主要交易地点，中介们负责内外联动、互通有无。这种模式以性工作者们的人身自由为基础，没了这个，什么生意都干不成。
有个老中介抱怨内城的姑娘就是“不顶事”，没混过社会就是嫩了点。这个老中介姓王，四十多岁了，在这行混了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长清地面上还没建起大学城，性工作者们大多是混社会的低学历群体。后来大学城来了，学校和当地原有的色情产业逐渐整合、重组、合流，最后建立起了现在的运行模式。前些年比较流行车顶放饮料的潜规则，一度盛行，后来学校加强了管理，外人很难随意出入学校，之后中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老王虽然埋怨内城的姑娘不顶事，但这些姑娘挂着大学生的名头，年轻且有活力，给老王带去了不菲的收入。看在钱的份上，老王没跟我继续埋汰这帮“不顶事”的。
在大学城，性工作者们的工作周期最长也就是四年，因为四年一到，就毕业了。所以这段本土与外来合流的历史就在一代代从业者的更迭中湮灭于时间的长河，我也就只能从一些老人零星的抱怨与回忆中，去揣测事情开始时候的样子。有时也会想，那些从这座城走出去的人们，身在何方，过着何种生活，他们又会怎样回忆这段历史。
几个中介得知我有出校的门路，纷纷献起了殷勤，想让我带他们走一趟。还做起了我的生意，介绍起当下的价格：一次500、包夜1200，其他服务另算。还给我发来几个姑娘的裸照，让我挑拣。
我打了几个哈哈，避开了这个话题。
我只觉得无味且恶心。
我并没有把这一切告诉郭明，我怕再次打击到他的三观，一如2019年的那件事。而且如果告诉他，只怕我还得再挨一拳。
9月20号，开学后的第28天，郭明的生意总共赚了1120块钱。可是，出校的路线已经广为人知，没人再需要郭明带出校了。郭明看上去并不沮丧，因为这一个月赚的钱已经比一亩玉米地一年的收入高了。我觉得他该收手撤出，再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还有被抓的可能。可郭明还是出乎了我的预料，他给我讲了个近乎疯狂的计划。
郭明考察过那条出校的小路，俨然一副“车水马龙”的样子，一小时大约能走过十几个人，到周末时候，人流量还会大上一些。郭明打算从老家叫几个已经不读书的表兄弟来假扮学生会成员，再找两个叔叔辈的人扮演学校领导，他要干一票“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的勾当。
他打算带着这些“演员”埋伏在这条路上，挨个拦下过路的学生，拍照、没收学生证，并威胁以严重破坏防疫工作、目无组织纪律等名头记过处分，记入档案。然后郭明以学生会里的腐败分子的面目出现，私下找到被逮到的学生，告知他们只要交100块钱，他就能操作一番，把他们的照片删掉、归还学生证，保他们不会被记过处分。反正那天逮到的学生很多，学校领导不可能每个都记住。
我听完这个计划愣了很久，惊讶于郭明的目无法纪、胆大妄为，也第一次确切地感觉到这位兄弟似乎有了些改变。
接着，郭明自言自语继续完善他的计划：“不行，我不能出面，风险太大。全部演员必须是我的兄弟们，搞完这一票，钱到手就抓紧回山里。正好疫情期间，每个人戴好口罩、遮住脸，也不能露指纹。我只需要做好策划，然后叫他们来排练几遍，做好准备，能搞不少钱。就算出事了，他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抓到。就算被抓到了，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不会把我供出来。”
这个计划实在是太愚蠢、太疯狂、太没有底线了，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郭明看了一眼陷入沉思的我，突然笑了，接着大声说道：“你还真信啊，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然后他摆摆手，耸了下肩。
“卒子啊，这个事到这儿结束了，你我都得烂在肚子里，你帮了我不少忙，本来这钱也该分你一半的，但我实在是缺钱，所以这一半算我找你借的，毕业一年之内，我肯定还你。”
我笑着打了他一拳。郭明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嘛！
9月25号，经学校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学校解封，学生可自由出入。长达一个月的封城生活结束了，我和郭明干过的事情也随着解封成为了过去式。过去的事情是没有人会记住的，也就没有人会去追究，所以，我们安全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郭明说不上什么表情，有些放松，又有些遗憾的样子。我不愿意深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便问起他和红药的八卦。
果然，学校解封之后，红药就没再找过郭明，甚至连个微信消息也没发过。我替郭明打抱不平，甚至想带着郭明去照顾她的生意，当然了，这也就是想想而已。
郭明对此没有啥怨言，就是觉得红药长得好看、人也温柔，不愿意搭理他这样的糙汉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郭明从来没期待过，自然就没有失落的感觉，就是有点怀念在山里走着时，看到的那双白白嫩嫩的脚。
红药喜欢穿凉鞋，即便在很冷的月夜。
郭明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穿梭，红药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穿梭，我也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穿梭。我们三个有些机缘巧合的在同一条路上相遇了，然后分别。这个分别是当下的，也是未来大四毕业时候的。但是分别之前，我们在这座大学城里，如此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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